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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舟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2016年1月
 

導言
 
　　今日的中國，由紅色工程師統治。「紅色工程師」這個稱謂，源於 20世紀50年代，中國正在開始共產主義工業化的時候。但這個稱謂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從此以後，一直未被人提及。然而，在20世 紀80年代，那些在50、60年代初期曾在著名工科大學裏接受過學術及 政治訓練的紅色工程師們，開始登上權力的寶座。他們系統性地替換了 共產黨的第一代幹部，最初是在基層和中層幹起，然後在90年代攀上 了中共的最高層。今天，中共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有八名曾被作為工 程師培養。
 
　　中國的紅色工程師們，類似1989年以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機器裏較 高層的官僚，這一點並非出於巧合。蘇聯為共產黨掌權的中國及其他國 家提供了一個示範─幾十年來，蘇聯由擁有工程及農學學位的人們所 領導，這些人包括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阿列克 謝．柯西金（Alexei Kosygin）、安德烈．格羅米柯（Andrei Gromyko）、尤 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以及米卡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在蘇聯、中國及別處，紅色工程師們統治著社會主義社 會，這在很多方面類似於亨利．聖西門（Henri Saint-Simon）的技術專家 治國願景。在十九世紀初期，聖西門的信徒們已經預見到一種工業的秩 序，將把生產資料轉變成公共財產，並立足於科學原則以從事經濟計 畫，從而超越資本主義的貪婪邪惡。雖然他們視繼承權、世襲權和私有 財產為不公正且有礙進步之物，但他們的觀點是一種至高精英統治論的看法，依其之見，一羣才華橫溢且開明進步的工業領袖、科學家和工程 師們將治理社會。1
 
　　當然，中國共產黨就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最初擁護與倡導一種馬 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而非聖西門的社會主義觀。馬克思採用了聖西 門式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但是，拒絕了其社會分級的特點。聖西門致 力於建立一個由傑出人士統治的社會，而馬克思則尋求消滅所有的階級 差別，包括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聖西門著手組織一場知識精英 們的運動，並從著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中招募熱情的追隨 者，而馬克思則號召無產階級去充當革命的先鋒。他的理由是，無產階 級推翻現存的階級等級制度，並沒有甚麼可喪失的。2 正是馬克思的思 想─而不是聖西門的想法，以其平等主義的磅礴氣勢，最終激發了十 九世紀和20世紀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另外，在俄國、中國和其 他國家當權的共產黨，採用了對馬克思思想的一個特別激進的闡釋，這 使他們得以致力於動員最受壓制的階級，依靠暴力奪取國家政權，粉碎 昔日精英的抵抗，無情地消滅所有的階級差別。在他們掌權後，這些黨 確確實實從根本上改變了階級秩序，但是，他們最終並未剷除階級差 別。基於私有財產的階級等級制度被摧毀了，但一個立足於政治權力和 文化權力的新的等級制度浮現出來，其頂層，是黨的技術官僚階級。 在本書中，我尋求解釋中共如何以及為何最終以聖西門的觀點，取 代了馬克思關於無階級社會的願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勝利了的共產 黨員們儘管使用剷平階級的修辭，卻一直打算建立一個技術專家治國的 社會。這種觀點最具說服力的論證，見於喬治．康拉德（George Konrad） 和伊萬．塞勒尼（Ivan Szelenyi）的經典著作《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 道路上》。康拉德和塞勒尼論證，各國共產黨儘管聲稱代表無產階級， 實際上，卻是知識界的先鋒。他們寫道，共產主義者的基本目標，就是 要實現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懷抱的雄心，要取代貴族及資本家，通過用公有財產代替私有財產、用計畫代替市場的辦法，把社會掌握在自己手 中。康、塞二人屬於20世紀60、70年代那一波的學者，他們強調蘇 聯、東歐各國精英的技術官僚屬性，並從內部人士的角度，提供了對蘇 聯式社會權力分配、運作的精彩描述。3 雖然親身參與了自己描述的「新 階級工程」，康拉德和塞勒尼卻對它進行了毫不感情用事的利益分析， 披露了階級權力與推崇知識、科學之間的聯繫。他們所描述的緊張關 係，是共產主義先鋒與更廣泛的知識分子階級之間的爭鬥帶來的；這些 共產先鋒頑固地試圖維護政治權力的優先性，而廣大的知識階級卻力圖 讓知識成為階級權力的主要基礎。這一鬥爭，圍繞著政治資本（黨員身 分及政治聯繫）與文化資本（知識及學術資歷）之間的競爭展開。康拉 德、塞勒尼二人預見，社會主義計畫的理性前提，最終將導致文化資本 的勝利，實現他們所謂共產主義的使命的真諦。4 他們的觀點引起爭 論，激發興趣，深深地影響了有關社會主義的階級結構的學術討論。
 
　　雖然中國「新階級」的技術官僚屬性絲毫不差地符合康拉德和塞勒 尼的理論，但這個「新階級」的歷史卻並不符合該理論。在這段歷史中， 一個極為矛盾的因素，是在中共掌權的頭幾十年中對知識分子的嚴厲攻 擊。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中共不遺餘力地要消滅把知識分子 與工農分隔的階級差別，在其最激進的階段，中共系統性地歧視昔日知 識階級的成員，廢除大學升學考試，讓大學教室裏坐滿了沒有讀過中學 的農民，貶低抽象知識的價值，把知識分子送到鄉下生活以接受農民的 再教育，給每個人─無論是知識分子、工人還是農民的孩子─都提 供九至十年的教育，然後讓他們去工作，以此盡力去剷平教育上的差 別。這些看起來很不像是由知識界的擁護者制定的政策。另外，並非唯 有中國進行了文化剷平。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消滅腦、體差別的目標當 作他們規劃的一個中心原則。蘇聯早年─特別是在伴隨著第一個五年 計畫（1928–1932）的文化激進主義階段─推行過與中國後來相似的激 進的教育政策。康拉德與塞勒尼對早期共產黨人敵視知識精英之政策的 簡單解釋─說它們僅僅是為建設一個由技術官僚治理的強大國家而要 走的「昂貴但又必不可少的彎路」─似乎並不恰當。5 而毛澤東破壞黨 員幹部官僚權力的舉動，就更難符合康、塞二人的理論。毛澤東的這些 舉措，包括反對幹部特權及濫用權力的各個嚴酷的運動，最終在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當時，毛澤東號召工人、農民和學生推翻各地 黨的權力當局，以防止共產黨官員變成「官僚階級」。
 
　　在此書中，我將講述中國的「新階級」興起的故事。為了解釋上述 的相互矛盾之處，我的闡釋將有別於康拉德和塞勒尼。首先，我並不堅 持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充當著知識界先鋒的角色，他們大多數都是農民革 命者，甚少接受過教育。我發展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新生的政治精 英與昔日知識精英之間的爭鬥與合作─我相信它能更準確地描述1949 年革命後的大部分衝突。新的政治精英大部分由農民革命者組成，昔日 的知識精英則主要由那些被剝奪了財產的階級之成員組成。雖然兩大羣 體之間會有相互重疊之處，但總體而言，他們的社會出身截然不同，擁有著互不調和的價值體系，而且各自依賴著不同類型的資源。第一個羣 體的成員掌控著政治權力，但沒受過甚麼教育；而第二羣體的成員面臨 著嚴峻的政治障礙，但擁有實實在在的文化資源。我將論證，中國的新 階級是一個暴力的、抗爭性的過程的產物，最後，此過程在新、老精英 的匯合中達到頂峰。
 
　　其次，我認真地看待中共消除階級差別的努力。康拉德和塞勒尼把 技術官僚階級的出現當作共產黨建立階級策略的成就來看待，我則把它 視為共產黨剷平階級舉措的失敗。如果新階級是蓄意構建的產物，此過 程並不需要經歷如此多慘烈的迂迴與挫折。我將論證，各國共產黨基本 上都改變了航線，放棄了剷平階級的道路，代之以技術專家治國之路。 他們從文化資本的敵人轉化成文化資本的擁護者，這轉折被康拉德和塞 勒尼無視了，他們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知識分子操作的一個 專家治國的工程。因此，我要證明，康拉德、塞勒尼最大膽的觀點─ 即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家處心積慮地建設了一個由知識精英統治的技術 專家治國的秩序─並不屬實。如果我們除去了對此意圖的假定，人們 就有可能去追問一個更為有趣的問題：為甚麼─儘管有著正相反又強 有力的舉動─共產主義者的工程卻導致了一個由「紅色」專家統治的 新階級的創立？回答這個問題，便是本書的主要目的。
 
　　有相當多的理由能得出結論說，這個結果是必不可免的。每一個列 寧主義的國家，只要存活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最終都會產生出一個由 技術專家治國的階級秩序，經濟計畫對技術的要求為此後果的一致性提 供了一個現成的功能性解釋。因此，有人可能會傾向於就此下結論而不 再做進一步的調查。然而，小心謹慎地審視基於歷史必然性及功能必要 性的斷言，總歸是明智之舉；特別是在調查一個社會分化的制度的起 源，而其中又涉及羣體利益時，就更是如此了。雖然我沒有被康拉德和 塞勒尼說服，但我與他們共有一個傾向，即把歷史當作利益羣體之間衝 突的產物來解釋。此外，我們可以通過研究20世紀各國共產黨剷平階 級的工程所遭遇的難題，而獲益良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們鄭重起 誓，不僅要消滅私有財富，還要重新分配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給廣大羣 眾，而且，他們那激進的民主及平等主義的話語，轉化成了廣泛的社會實驗。小心細緻地審視這些實驗，並鑑明他們失敗的原因，可以指導未 來的重新分配權力的舉動，彼時我們肯定會遭遇到一些同樣的難題。
 
　　註1聖西門的信徒變得比他本人更強烈地鼓吹公共財產。有關聖西門及其信徒 們的思想的闡釋，請見Carlisle (1987); MacIver (1922); Manuel (1956)。
 
　　註2 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是馬克思著作的一個基本主題，例子請 見Marx (1978, 531)。
 
　　註3 此階段有關技術專家治國論的描述，還有Bayliss (1974); Bell (1973); Galbraith (1967); Gouldner (1979); Ludz (1972)。要解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一個新的 掌控階級的崛起，以前的研究一般集中關注政治權力。在密洛凡．吉拉斯 （Milovan Djilas）1957 年的《新階級》（該書鞏固和加強了此名詞在民眾中的 想像）一書中，他把此階級的先驅描述為一幫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摧毀 了現存的精英階級，剷平了社會權力所有的互相競鬥的基礎；正在掌權的 共產黨及其國家官僚機器（政治權力）成了社會分化的唯一的統治集團和等 級制度。康拉德和塞勒尼二人對此觀點提出質疑，雖然他們承認新階級的 政治基礎，但他們對其文化基礎更感興趣，對他們來說，它不僅對社會主 義各個社會，或許也對整個世界都預示著一個由技術專家治理的未來。
 
　　註4 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術語並非由康拉德、塞勒尼二人使用，而是由塞勒 尼在對此題目後續的研究著作中所採用。《知識分子在通向階級權力的道路 上》一書1979年出版，幾年後，塞勒尼（1986）承認，新階級工程─使知 識成為階級權力的主要基礎─由於官僚精英盡力維持其政治壟斷，而至 少暫時在東歐受阻。然而，直至1989年，塞勒尼還堅持認為，該工程在東 方比在西方更有可能成功，因為計畫比市場更適宜這樣一個工程（Szelenyi and Martin 1988）。然而，1989年以後，他和同事們論證說，共產主義崩潰 後，新階級工程依然倖存，並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旗幟下興旺（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

　　註5 Konrad and Szelenyi (1979, 184–92, 203).
 
　　研究策略
 
　　我選擇研究中國，是因為它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中國與實施蘇聯模 式的其他國家，有很多相同之處；使中國案例不同一般之處，是文化大 革命。如接下來的章節將會展示的，文革意在堅決地打擊孕育「紅色」 專家階層的政治及文化基礎。研究其他列寧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已經將 這些國家的政治運動及政策，與中國文革的各個方面作了恰當的比較， 但沒有哪個別的國家，為了防止一個技術官僚階級的出現，經歷了如此 曠日持久、鍥而不捨且具破壞性的運動。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樣一個 階級的興起是否確為不可避免之事，研究中國就有意義。
 
　　這本書立足於對單獨一所教育機構的案例研究，即位於北京的清華 大學。清華大學是中國「紅色」工程師的頂級培養機構，它是全國最好 的工科大學，而且該大學的黨組織以培養、推薦政治幹部聞名遐邇。今 天，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在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高層佔據著關鍵的位置， 政治局裏三分之一的常委，包括總書記胡錦濤，都是清華的校友。6
 
　　中國的「紅色」工程師一直是被兩大有高度選擇性的選拔認證制度 所培育的，其中一個是學術的，另一個是政治的，兩者均仿效蘇聯的制 度。學術選拔認證體系由金字塔式的、選拔逐漸嚴格的學校系統所組 成，從小學就開始，終止於少數精英大學。政治選拔認證體系是中共的 選拔系統，它由一個平行於學校的、選拔逐漸嚴格的組織系統組成。在 小學，孩子們競爭加入少年先鋒隊，在中學和大學，他們競爭著加入共 產主義青年團，然後是共產黨。清華大學跟其他精英理工科大學在技術 要求和思想傾向方面都與工業化相關聯，它們位於兩大選拔認證體系的 塔尖。
 
　　我選擇研究一所大學，是因為我想要能夠密切地審視圍繞學術及 政治兩大選拔認證制度而起的鬥爭；而我選擇清華大學，是因為它是一 處獨一無二的重要戰場。無論政策轉向「左」或轉向「右」，清華大學都 是其他學校仿效的榜樣。在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裏，清華已經成長為 一個蔓生的多面體機構，囊括精英的小學及中學，許許多多的附屬工 廠，培訓工人、農民和「工農幹部」的現場實地項目，以及在遙遠的工 地和鄉村辦的衛星學校。所有這些項目，都被當作有高度爭議性的社會 實驗的展示櫥窗。進行一項詳盡的案例研究，就能使我從一個基層的視 角，去分析學術及政治兩大選拔認證制度是如何實際運作的，它們又是 怎樣變化的，就它們而起的衝突又是怎樣展開的。我能夠觀察不同的激 進的教育政策如何得以貫徹，以及追蹤大學的黨團組織的建設，還有它 們在文革期間的崩潰，及其日後的重組。通過密切追蹤一個特定機構的 變化，比起僅僅研究黨的高層領袖的衝突、國家政策的演變以及全國範 圍的統計學上的趨勢來說，我發掘出了一個更豐富多彩、更具體詳盡的 故事。
 
　　在本書中，我試圖─用麥克爾．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的話說 ─「從特殊中提取出一般」。7 清華大學很難說是中國的一所典型的大 學；它位於教育體系的頂峰，其他院校從來也得不到資源─而且往往 也沒有意願─去充分實施清華發展出的示範性政策及方案。在後面的 章節中，我將時常指出清華大學特殊或獨特的方面。儘管如此，清華大 學的武鬥是更廣泛衝突的典型，我們可以通過審視這些衝突是如何在一 直作為「震中」的清華上演的，來了解更多的東西。中國也很難說是列 寧主義國家的典型。然而，實施了蘇聯模式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共 通之處，是值得開發出一種共同的理論框架的。研究蘇聯及其他由共產 黨通過本土革命掌權的國家早期歷史的學者們，在隨後的篇章裏描述的 許多矛盾、衝突和政策中，肯定會認出同源的相似之處。中國固然有很 多無法化簡的獨特之處，但我們仔細地分析了中國的案例後，將有可能 比較各國案例，並得出更一般的結論。
 
　　註6 見第十章。
 
　　註7 Burawoy (1998, 5)